摘要武昌文华图专是中国最早创办的图书馆学、档案学教育机构，在20世纪上半叶学术地位非常显著，对当今图书馆学、档案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文华图专的兴起与发展，与韦棣华女士不可替代的个人努力分不开，也有其深层原因与一定的历史社会背景，对此进行总结有一定学术价值与较强现实意义。
On the History and Background of Boone Library School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Wuhan，430079）
Abstract: Boone Library School is very high academic status as China established the first library science，archival science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Today's library and archival sci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far-reaching impact.Mary Elizabeth Wood separated from the individual efforts can notbe replaced in Boone Library College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professionals.There are underlying reasons and some historical and social backgrounds，which have a certain academic value to sum up with a stro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Boone Library College；Mary Elizabeth Wood; History of university
“文华图专”即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它是中国最早创办的图书馆学、档案学教育机构，开创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之先河，培养了裘开明、桂质柏、查修、王文山、冯汉骥、田洪都、皮高品、严文郁、徐家麟、汪长炳、钱亚新、毛坤、邓衍林、程长源、沈宝环等一大批图书馆学、档案学人才，对我国教育史、图书馆事业、档案事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文华图专创建之缘起，最早应追溯至美国友人韦棣华（1861-1931）女士。韦棣华于1900年5月来武昌探亲，1901年，进入美国圣公会创建的文华书院担任英语教员，后在武昌文华书院建立称为“八角亭”的报房。1903年扩建，取名为“文华藏书室”（Boone College Library）。1906年，文华书院准备扩建为大学，韦棣华建议学校成立一所图书馆，在韦棣华女士多方努力下，1910年春，图书馆落成，取名为“文华公书林”（Boone Library），其义旨在将中国传统的藏书室变成民众化的公共图书馆。经过多次扩建，在文华公书林工作的韦棣华、沈祖荣、胡庆生三人，于1920年5月1日，以文华公书林为依托，创建我国第一所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文华图书科（Boone Library School）。1929年，文华图专向教育部申请立案，独立建校获得批准，开始不为华中大学（文华大学于1924年改组为华中大学）私有。
抗日战争爆发后，文华图专于1938年西迁重庆，1940年增设档案管理科，成为当时国内唯一开设的档案学专业。1947年迁回武昌，1953年并入武汉大学，改名为“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文华图专在20世纪上半叶学术地位非常高，成立于1925年的中华图书馆协会，是图书馆界重要的协作组织，当时文华图专的师生（已毕业的校友）在协会中担任委员者甚多［1］；20世纪初期，一般学校毕业生就业非常困难，文华图专学生毕业后却供不应求，美国一些大学和学院也纷纷接受文华图专的学生，［2］这都充分说明了文华图专教师和毕业生在图书馆界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文华图专作为我国第一所独立的图书馆专门教育机构，在全方位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图书馆学研究上具有带头领先的地位。……由于文华图专办学时间长、质量高，自20世纪上半叶至1949年以后,在国内省市级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科学图书馆和高等学校图书馆教育单位中，文华图专校友从事着各项工作，成为推动我国图书馆事业前进的一股重要动力。”［3］现在武汉大学图情专业的前身即是文华图专，直到现在仍是全国图书与档案学研究最有影响的专业院系之一。
文华图专的兴起与发展，首先应归功于韦棣华个人的作用。韦棣华女士是文华公书林创立者，也是文华图书科成立后，主要负责人沈祖荣与胡庆生的老师和留学的资助者。她为人勤谨和蔼，爱护学生，为更好解决学生疑难讯问，遂有倡办图书馆之心，只身回国，一方面进入专业学校“研究藏书专门”，另一方面，“时聚众演讲，以图资助”，［4］倾心募集巨款，携带来华，始克建立文华公书林，惠及文华师生及当地人士良多。当时中国图书馆专门人才较少，韦棣华资助沈祖荣与胡庆生先后赴美留学，专攻图书馆学。学成归国后，联合基督教青年会，携带各种仪器，到处宣传，从武汉出发，到上海、南京、杭州、开封、太原等地进行巡回演讲，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引起关注，为普及图书馆事业和社会文化事业作出贡献。［5］又与文华大学校长孟良佐创办文华大学图书专科，专门培养研究图书馆学术的人才。
如何办好文华公书林，发挥图书馆价值，更好为大众服务，韦棣华女士积极调整思路，解决问题，个人做出非常大努力。在当时的中国建立现代意义图书馆，碰到不少阻力。中国旧有藏书楼之藏书是秘不示人的，是否公开图书馆藏书，在当时文华公书林也是有争论的。韦女士认为，采取公开制虽不免有书籍损失问题，但给予读者的利益要大于书籍损失，她不顾与校长意见相左，毅然决然采取公开制。为了消解借建立公书林作为引诱中国人入教之阶梯的流言，韦棣华女士每季度一次拜会武昌各学校校长和教员，动员他们劝导学生到公书林阅览书报。此做法失败后，韦女士又改变方针，举行大学扩充演讲，邀请中西名人，或到过武汉的专家，来公书林定期演讲。为了增加图书利用，韦女士又在武昌设立分馆及巡回文库。［6］
韦棣华是一名虔诚基督教徒，她起初来华并未肩负传教使命，鉴于其依托教会做出卓有成效工作业绩，美国圣公会于1904年任命韦棣华为世俗传教士。［7］历史上，西方传教士作为西方文化之载体，兴办教会大学与图书馆，仍有传播西方文化与价值之目的，具有一定的殖民主义色彩，但是，不能否定的是，其中也有不少人带着基督教徒的虔诚和献身精神来华。他们对图书馆先进理念和管理方法、技术的传播，以及对图书馆育才兴学实际的努力，客观上使一些教会大学图书馆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典范，韦棣华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个。正如沈祖荣先生所说，“她联络美国人士，上请愿书于美国国会，在华府日夜奔走，遍谒顾理治总统及参众两院议员数百余人。又向美国国会请求取消对待中国之一切不平等条约。其艰难劳顿不能殚述，而爱护中国坚持和平之心理，可以想见。”［8］
应该说文华图专的兴起、发展，与韦棣华女士个人之努力紧密相连。她精心规划文华图专的发展，用爱心培养专门人才，费心宣传图书馆新观念，尽心募捐发展资金，用良心改变中国图书馆教育情况，较早将西方图书馆理论、管理和技术方法等带进中国，使中国图书馆界传统思想及服务观念变革、进化得以推动，起到启蒙和示范之作用。［9］在文华图专兴建、发展过程中，韦棣华女士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
文华图专的创办与兴起，顺应了近现代图书馆学发展之潮流。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中西知识交融，大量图书出版，新文化运动中，建立公众开放的新式图书馆成为一种必然，出现了大量新式的图书馆，图书馆的价值逐渐为社会所认同，图书馆对于求知治学的作用，对社会发展的促进，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意义，使图书馆员在中国逐渐职业化，对于图书馆学的专业训练的需求应运而生。［10］文华图专的出现，也可以说是在学科制引入中国后，传统书籍典藏学在西学影响下向现代化图书馆学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国传统社会历来有重藏书的传统，相关版本、目录学等知识发达，二十世纪初期封建国家科层制度纷纷倒台后，这种尊重经典、以藏书传文化薪火的传统却得到赓续，将传统藏书楼变成公共图书馆呼声越来越高后，不少藏书室成为后来图书馆藏书的主体部分与基础，韦棣华女士创办公书林，就是在文华书院旧有藏书室基础上，所谓“棣华籍隶西美，重译东来，托足于武昌文华书院，研求教育，仍其旧有之藏书室，于课读之余，力图进步，数年来日形发达。”［11］
文华图专的创办、兴起，与汉口、武昌在当时中国经济、文化版图中举足轻重地位也有关。具体到文华公书林的兴办，沈祖荣先生说，“在此前几年时，正值中国清廷改行新政，废科举，兴学校。武昌方面有一个兴学的首领———张香涛（之洞）为湖北总督。他极力创办学校，振兴教育。除设立五六十余堂小学、五路高等、两等师范外，并设农、工、商、医、方言各专门学校。学生总数达五千以上。几乎把武昌城变成一个学校城。”［12］韦棣华女士就是看到中国武昌时机很好，益加奋发地办理图书馆，而西方不少人士也是看到武昌的文明发展才慷慨捐资文华图专。
文华图专的发展，也得益于教会大学背景。文华书院属于教会大学，一直隶属于基督教圣公会鄂湘教区，文华公书林以及文华图专与文华大学、华中大学有比较紧密联系。教会大学殖民性自不待言，不过也有积极意义，即在于公益性、开放性。教会大学在传教同时，也将新式教育思想和模式引进了中国，而文华公书林以及文华图书科，也和教会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华图专独立后，教会学校的资金来源、管理模式、培养制度，对文华图专影响较大，学校也因教会性质而有大量资金支持。文华图专一直有较为稳定资金支持，据罗忆先生考证，文华图专经费，有教会襄助、私人捐赠、返还庚子赔款、政府资助及其他等几个来源。圣公会于1930年12月30日发表一则声明称，“圣公会设文华公书林指定为大学图书馆，所有馆员薪俸，添置书籍等费用概由圣公会担任。”［13］在韦棣华女士的慷慨资助，热心操劳下，争取到庚子赔款，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定期拨付。从一份名为“历年补助文华图专的几个主要团体简介”档案材料中我们看到，除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外，还有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简称罗氏基金）、美国“联合援华会”，英国“援华救济基金”、中国基督教育协会高等教育理事会；韦棣华基金会，大众健康基金会等资助。［14］这些资金使得他们有良好办学条件，资助沈祖荣、胡庆生到外国学习也成为可能。沈祖荣先生知识渊博，尽心尽力，对当时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识清楚，尔后，成为文华图专以后发展另外一个重要的领军人物。
(作者：刘美文，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原载于《档案学研究》2011年第1期)
［1］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M］.台北:枫城出版社,1983年，第258-259页。
［2］梁建洲.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毕业生就业的优越条件［J］.图书情报知识,2007（6）。
［3］谢灼华.特点和影响：20世纪上半叶的文华图专馆学专科学校［J］.图书情报知识，2007（6）。
［4］文华书院藏书室·藏书室启.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藏.档案编号：563。
［5］张安明、刘祖芬.江汉昙华林———华中大学［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6］沈祖荣.在文华公书林过去十九年之经验［J］.文华图书科季刊.1929卷1（2）。
［7］查启森、赵纪元.文华公书林纪事本［J］.图书情报知识,2008（5）。
［8］沈祖荣.韦棣华女士传略［J］.文华图书科季刊.1931卷3（3）。
［9］孟雪梅.近代中国教会大学［J］.图书馆研究，2009：1。
［10］谢灼华.特点和影响：20世纪上半叶的文华图专馆学专科学校［J］.图书情报知识,2007（6）。
［11］文华书院藏书室·藏书室启.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藏.档案编号：563。
［12］沈祖荣.在文华公书林过去十九年之经验［J］.文华图书科季刊.1929卷1（2）。
［13］罗艺.文华图专经费来源考［J］.中国档案.1998（1）。
［14］历来补助文华图专的几个主要团体简介.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藏.档案编号：5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