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51年7月随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并入华中大学的，合并以后改名为华中师范学院，改私立为公立，属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局领导，学校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从此与外国差会断绝一切关系。
第一任院长王自申是延安来的老革命，也是师从王学文的经济学家。他在两年多任期中主要做了三件事：①院、系调整以及各方人员的重新整合工作；②全面学习苏联，学校走上专业化道路；③艰苦建校，为适应学校规模的迅速扩大，动员全院师生参与桂子山新校区建设工作（包括植树、修路等，工程量都很大）。可以说，他把延安时代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带来了，但可惜天不假年，病逝于1954年2月。
第二任院长杨东莼是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北京大学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创始会员之一，也是早期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与党组织失去联络，转而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为摩尔根《古代社会》最早译者，并有中国文化史论著多种。归国后长期从事大学教育，先后在武汉大学、广西大学等校任教。同时仍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参与蒋管区民主运动。1949年以后任广西大学校长，1954年奉调前来华师，受到全校师生热烈欢迎。当时虽然是党委领导学校一切工作，但由于杨校长的崇高声望与丰富经验，多少尚能发挥若干学者治校的效应。记得他第一次给全校师生讲演，就特别强调“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真才实学”，这是针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之类空泛说教的醒世良言。正是在他的任期，学校工作恢复了“以教学为主”，创办了《华中师范学院学报》，鼓励科学研究并且特别注意培养青年教师。在很多“老华师”眼中，1956年前后堪称学校的“黄金时期”。但是1957年席卷全国的“反右”政治风暴，给大学生与知识分子带来严重损害。杨校长也被周恩来调到北京担任分管文教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这是我们学校一个损失。
1957年秋季以后，长期主持学校工作的是刘介愚院长。他曾在北京大学读书，1937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并且很快成为平西游击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他在解放区主要还是从事教育工作。1948年从华北带领一批教学骨干来到解放不久的河南宝丰与开封，参与中原大学创建工作并担任一部（相当于政治学院）主任。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局副局长（正局长是原中原大学校长潘梓年）。1954年调任华中师范学院党委书记，与杨东莼院长工作配合得非常融洽，杨调往北京后即由刘接任院长。
刘介愚院长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校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不同于一般党政干部，因为他们在参加革命以前大多读过大学，而在解放区又长期从事过教育（主要是军政干部教育）工作。他们在担任正规大学校长以后，一般都比较谦虚谨慎，自认是“外行领导内行”，而且必须努力通过在实践中学习“从外行变成内行”。但是作为基层党的代表，他又必须坚定地站在领导岗位上，确保在各项工作中不折不扣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因此，他们多年处于极大的张力之中：一是经验不足与复杂而繁重的管理工作之间的矛盾；二是政治运动与教学工作之间的矛盾；三是院、系调整以及遗留的各种人事矛盾（如原有人员与外来人员之间）；四是作为师范院校，还有确保面向中学实际与不断提升学术水平之间的矛盾（简称为“高与师之争”）。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与政治氛围中，他们很难（几乎不可能）提出自己独立的办学理念与方案，只能扮演执行者而不是决策者的工具角色。但他们却在重重矛盾的包围中，尽可能把上级党制订的方针、政策、指令理解成稍许合乎学校特点与教育规律，如坚持以教学为主、理论联系实际、办学面向社会、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中学师资为宗旨等等。尽管他们不能从整体上改变高等教育的走向，但至少从整体上固守大学最基本的职责“教书育人”，并且不断努力提升本校的办学规模与办学水平。到1958年，在校学生人数已达6，000左右，而“文革”前已为国家培养一万多合格毕业生，为湖北全省中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实际上，以刘介愚为代表的这一代大学校长，很多人早已转化成为“内行”，但是却不能不执行上级外行的指令。他们安心于本职工作，很少考虑个人得失，几乎毫无“见异思迁”之念。他们与学校与全体师生员工同患难，共命运，团结多数，整合资源，终于把华中师范学院办成国家级且有较高水平的重点师范大学，其勤劳伟绩永远无可磨灭。说句笑话，他们在“文革”中被当作“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批判应属“势所必至”、“理所当然”。而实际上他们为学校所奉献的心血，以及为学校所承受的苦难，这两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理应永远为后世所铭记。
他们并非顽固，绝不保守，在退下岗位以后仍然不断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作深刻的反思。我曾先后与刘介愚院长及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前院长朱九思多次深谈，发现他们对于外界新理论与新信息都能及时掌握，而且对中国高等教育现存弊端与改革走向颇多真知灼见。他们是幸存者，因为许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在“文革”中已经被摧残致死，但他们终究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他们眼睁睁地亲眼看着自己的学校被破坏得遍体鳞伤。虽然他们在“文革”后回到自己原有的岗位为重振家园而尽心尽力，但却已经失去最好的工作年龄，而时移境迁，毕竟力不从心。仿佛迟误季节的花开，虽然亦有绚烂而终于迅速凋萎。
在这几位老校长中，我结识最早、追随最久而关系最为亲密的是介愚同志（其同辈人称之为“介公”）。
早期的回忆可以一直追溯到1948年冬天，我们进校不久就在大礼堂听取他代表中原大学校领导所作的从宝封迁往开封的行军总结报告。他那忠厚朴实的相貌，与略带重庆口音的普通话，从此就深深溶入我的生命。回想起来，正是他促使我从中原大学进入华中大学，并且与华师终生相伴。这样说绝非夸张，因为我到中原大学一心想到前线打仗，他们这些顶头上司却认定我是所谓“理论人才”，硬要把我分配到全校政治理论中心“政治研究室”。学习期间，中原大学四部主任崔蒐同志曾把我借调过去，参与编写以京沪一带学生走向革命为主题的《民主青年进行曲》（电影续集）文学剧本，我自己也曾经有意转入四部。但是，以介愚同志为首的一部领导却执意命我“归队”。
不过介愚同志并没有与我们一起随中原大学南下，而是留在河南从事教育系统行政领导工作，以后又奉命调到武汉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局副局长。虽然已是华师的顶头上司，可是却从来没有见过面。直至1954年他接任华中师院党委书记，我们这些中原老兵才重新聚集在他的麾下，全心全意建设新型师范大学，而他的民主作风与谦和性格便成为全校师生的重要凝聚力。
从1954年到1966年，这12年是在多次政治运动风风雨雨中度过的，其中还经过好几年严重饥荒的所谓“经济困难”岁月，虽然多次严重损害学校元气，但是华师总算较为平稳地经受磨炼熬过来了。桂子山初步完成校园建设，林木幽深，繁花似锦。更为重要的是，教学与行政两支骨干队伍已经形成，学科领军人才逐步脱颖而出，以后多年事实证明，第一代华师领导对教学、科研、行政骨干的选拔与精心培养，大体上是正确的，即使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颇具前瞻性的。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直到经过十年文革以后接任华师校长，我才真正理解第一代校长们给后人留下多么丰厚的遗产，而其中又包含他们自身多少智慧心血，乃至苦难辛酸。在十多年风云变幻坎坷曲折的道路上，华师的教师队伍基本上保持了完整。正因为如此，华师才能迅速拨乱反正，重整家园，仿佛凤凰涅槃重新流光溢彩。华师有爱，首先就是对师生员工的大爱，特别是对于办学骨干人才的珍爱。即以刘连寿与我为例，他们不仅在顺境中给以无微不至的关切的培养，而且在我们处于严重的逆境中仍然决不轻言放弃，一如既往给以信任与力所能及的保护。他们在“文革”前总结的“刘连寿道路”与“章开沅道路”，虽然屡遭“左倾”思潮猛烈抨击为“白专道路”，但至今仍可视为华师校史上一段佳话，一个范例。
介愚同志稳重而又谦和，对下级经常循循善诱，我们很少见到他疾颜厉色、剑拔弩张。因此即使经历10多年政治运动，“左”潮连绵，他在学校广大师生中仍然深受爱戴，大多视之为良师益友。1985年香港校友会率先正式成立之后，迅速做出决议邀请老院长去香港重聚。事后我听当地老校友说，聚会盛况空前，介愚同志仍然是重庆乡音的普通话，一开口仍然是“同志们”，全场掌声雷动，特别是那些在校内受过处分，乃至错划为“右派”的含冤受屈者，也感动得热泪盈眶。当然，介愚同志自己也为之感奋不已，仿佛又复回到春秋鼎盛之年，甚至还兴致勃勃地在海洋公园玩了一次“过山车”，令众校友为之目瞪口呆。
往事并非如烟，音容依然历历。让我们共怀感恩之心，为这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华师先贤馨香祷祝，并且以更为勤奋的工作回报他们的殷切期望。（作者：章开沅）
